真相揭秘：中国古代的治水和专制是否有必然联系？（二）

#历史开讲#

问：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制的东方式政治体制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

答：难道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治水理论来解决吗？显然不行。

问：那么我们如何找到深层次的原因呢？

答：我们必须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构成方式入手，才能找到深层次的原因。

《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着眼于揭示东方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特点，其对于东方社会本质的探究是非常深入而准确的。其中，书中深刻反映了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特点，如专制主义和独裁制度的关系，专制政体下的腐败风气难以扭转，封建体制与刑罚成为专制统治的最高主宰等等，这些与西方社会的强烈对比更加凸显了东方社会的特征。然而，对中国历史的偏见和片面认识，却使得一些西方学者难以深入了解东方社会政治体制及其特征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魏特夫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错失了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机会。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西方学者对于东方社会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不能停留在现象上，而应该深挖其深层次原因，才能更好地认知和改进。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就与家族宗法制密不可分。这是由血缘家族集团的形成所决定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这种集团更是被发扬光大。群婚制、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阶段的发展史，都为宗族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精辟地论述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制是从事农业为主的物质生产和本宗族的人口生产这两类活动的主要形式。

宗教、祭祀、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中，也都印有血缘家族宗法制的烙印。为了保障本宗族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与其他宗族（或部落）进行争夺水源、居留地的战争，进行复仇、祭祀等活动。由此，种种制度和仪式逐渐形成，即所谓的“礼”。这些宗族，也被称为“村社”或“共同体”，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组成方式之一。正是这种宗族社会组织和结构，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其最深层的社会原因

在古代中国的宗族社会结构中，战争和祭祀被视为两大关键事件，这是因为宗族集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土地、水源等资源的争夺，这也是战争的根源。祭祀则是通过将自然力物化为神灵的形式，同化自然力，保证宗族社会的存在与延续。马克思也曾经指出，战争是村社或宗族集团的共同任务。而魏特夫却受到了“治水社会”论的束缚，没有看到宗族社会组织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分析和论断极其肤浅，缺乏深度和广度。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把握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也没有理解宗族社会组织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与演变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的研究揭示了宗族社会组织的特点，那些因农业和手工业结合而形成的独立小单位，从而形成村社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每个小单位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范围也只限于农业和手工业。这些独立而封闭的宗族社会组织如同马铃薯一样散居于大地上。但是，如果遇到了强大的外来因素，它们就无法独立抵御，需要联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以成千上万个宗族社会组织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便应运而生。它是建立在无数分散的宗族社会组织基础上的国家形式。然而，这种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也有其局限性。

如同盘根错节的藤蔓，汉族人民的宗族社会组织不断扩展，却始终无法避免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侵扰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自商代到战国时期，鬼方、信犹、肃慎、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屡屡发起攻击，给中原宗族社会组织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威胁。宗族组织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形成了“戎”的扩大化。为了应对游牧民族的侵袭，各国为防御而选精兵强将，筑长城屏障。这时，戎的范围开始扩大，需要一国范围内的统一，于是各国范围内的君主集权制相应地产生了。这种背景下的君主集权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前身。

然而，魏特夫却对宗族社会组织的作用视而不见，将目光狭窄地限制在治水理论中，无法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他的错误观点，是在无数先贤学者的阐述基础上的矫枉过正。唯有深刻把握历史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规律，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真正历史面貌。

在古代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宗族社会组织一直是构成社会基层的重要部分。这种组织的本质目的是“祭”，祭拜神灵和祖先，传承文化和祖先的智慧。然而，这种组织在面对不断扩大的“戎”的外在威胁时，逐渐被迫进行内在统一。这种统一的形成，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分散的基础上的集中统一。从周代的八百国到春秋的十二诸侯，再到战国七雄，最后归于秦的统一，“国”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

然而，统一的结果是将许多分散的宗族最终装进了一个大麻袋。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使得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而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基层组织仍然是无数分散、独立、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宗族社会细胞。他们保留着一定的公共财产（氏族制的残留），内部发生着阶级的分化与升降，并蒙上血缘关系含情脉脉的面纱。他们向国家缴纳赋税、服劳役、建长城、修宫殿、筑驰道、开运河，服从封建专制国家郡县乡亭的分级统治。虽然统一了，但各宗族组织之间仍不断有械斗，延续了几千年之久。魏特夫没有看到这些复杂的历史演变和宗族社会组织的作用，而只是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封建专制政体，这种视角的局限性不容忽视。

这些宗族组织，是一个个携带着华夏民族的血脉、祖先和信仰的生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延续。他们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不断被分割、重组、扩张和消亡，却从未改变他们作为社会基础的角色。在这个永不停歇的变幻中，他们的生产方式始终坚守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让他们的生命力格外顽强。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宗族社会组织有着一种特殊的再生产能力，不论是自然灾害、外来入侵还是其他破坏，他们总是会以同样的形式、同样的名称重新建立起来。

而这种宗族社会组织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正是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也曾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议、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而这些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彻底瓦解。即使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之后，封建制度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也始终保持着基本的延续，这是一种惊人的稳定。而这个封建制度的存在，自周秦以来，延续了整整三千年之久，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古代社会的发展，是否能够与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相对不变性统一呢？马克思和斯大林对于亚细亚社会的表述方式，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批评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倒退，批评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最终全面退却。但是，他又试图用自己的“治水社会”论来全盘取代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发展论，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更正确呢？事实上，魏特夫的理论无法取代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因为它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本质，而且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和论证方式。

在这个关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绝不能被西方学者所蒙蔽！我们应该勇敢地探究马克思揭示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真正含义，挖掘我们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寻找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奇妙之路。这是我们寻找“中国特色”的必经之路！不要被那些抹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学者所误导，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探索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展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无比魅力！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漫长历程中，我们看到了沿着河流一路向前的社会进程。这个进程中，宗族家族关系像是一道一直贯穿的红线，连接着无数自给自足的社会细胞，它们虽然看似封闭，但却是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石。数千年来，这种基础经济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暴中始终是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然而，这种坚不可摧的纽带也同样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正是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因，使得封建专制制度一度屹立不倒。一些西方学者却无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不断贬低、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坚信，在中国的独特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探寻到独特的“中国特色”，这正是中华民族自信的源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从源头到终点缓慢流淌的河流，它沿途吸纳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细胞。而这些自给自足的社会细胞，是组成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基石。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基因，是封建专制制度长盛不衰的深层社会原因。虽然这种基石在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并且经常保持着不变的状态，但这种不变性却是因为其他的变化而变异。因为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经济形态和相应的阶级关系逐步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一直维系着原有的血缘纽带联结成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社会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层、最微观的社会细胞，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基础。在不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渐进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形态。这种解释，是中国古代社会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和历史辩证法的体现。西方学者的理论贬低，无法影响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探究和发展。唯有在深入了解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才能更好地探讨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奇妙之路，才能更好地汲取东方文化的营养，让它们为我们的现代文明发展增添光彩。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宗法制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基层、最微观的社会细胞，也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长盛不衰的深层社会原因。这种基础的不变性，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固守本土文明和坚守传统的民族情结。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必须爱我们的祖国，一切从中华文化出发，千万不要从西方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价值观，不被西方的学说束缚，更要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光芒四射，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