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出门要带三小件——身份证、钱包和手机。其中，身份证是国家对个人的身份认定，可用于乘车取票验票、办理入住、风景区取票、取款汇款等，无证不行，身份证已成为现代人验明身份的重要物件。一千多年前的唐人是否也有身份证？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呢？唐朝在无网络、没有复杂的电子检验设备、没有防伪技术等高科技的情况下，又如何验明身份呢？

唐朝身份证变迁历史

古人把类似身份证的东西叫作“鱼符”。鱼符分左右两部分，上有小孔，便于官员随身携带。这“身份证”并非全民所有，大部分为官方使用。

古人认为符是一种契约，用于调配军队、派遣官员、颁发政令和识别人员，用来确认身份，避免被冒用。不过，在隋和隋之前的符，形状像老虎，被称为“虎符”，公务时携带虎符作为信物。到了唐朝，因要避讳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唐朝建立后，李渊停掉隋朝的“符”，颁发银兔符，没过多久又将银兔符改为铜鱼符。

鲤鱼谐音和寓意“李”，或是李唐王朝平民百姓选择鱼符的一个原因；此外，毕竟鱼符的使用群体是官员，取鱼跃龙门的寓意；此外，《朝野佥载》中的观点是，“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符”已从单纯的调兵遣将功能演变出证明身份的功能。

不过，武则天时期，龟符取代鱼符；唐中宗时期，又将龟符废除，改为鱼符。直到宋朝，“鱼符”被废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存放鱼符的袋子——“鱼袋”以装饰、身份象征的功能，依然保留了下来。

唐以前虎符

唐贞观年间鱼符

武则天时期龟符

到了明朝，“牙牌”是人们身份的证明，上面刻有姓名、职务、履历和所在的衙门，这样的信息证明上如再加上家庭住址，就与现代意义的身份证有点接近了。此时，身份证明也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不再成为部分特权贵族、官员的特有物件了。

鱼符和鱼袋的用处

龟符在唐朝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其功能与鱼符一致。我们就以鱼符和鱼袋为例，探讨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简而言之，这些物件主要用于官员和公事，其作用有等级身份证明、出入证明、工作变动、调动军队和荣誉证明等五类。

鱼符是官员权力和身份的证明。在唐朝拥有鱼符的人，是真正意义上有身份的人，是“人上人”。唐初，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佩戴鱼符，“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太子持有玉鱼符，亲王是金鱼符，庶官是铜鱼符。作为权力象征的鱼符，在唐中宗时期及以后，其权力象征的意义不断淡化，等级较低的官员也可以佩戴，鱼符成为满朝文武官员的必备佩饰。此时的鱼符，就类似现代人的工作证，以此与陌生人打交道，识别彼此身份，办理公务，完成私人社交。

除了身份象征外，鱼符的实用功能之一是出入证明。持有鱼符的唐人可以凭借鱼符出入相应权限的宫门、城门等。这些出入证明形式多样，名称不一，有开门鱼符，也有闭门鱼符，开门鱼符与闭门鱼符不能拿来混用。唐律还规定，官员及命妇出入宫门皆有门籍，由监门卫负责，用鱼符来验明身份。针对边疆地区另有规定，唐朝周边已归属的藩属国的使者，想要进出大唐境内，必须要检查鱼符。

鱼符也是工作变动证明，官员凭借鱼符可以调任。袁文泽博客www.yuanwze.cn这种官府专用鱼符用铜制成，分为左右，左留京师，右给州郡（上任的地方）。新官上任，给官员左鱼符，到了上任地方与右鱼相勘合，即证明这不是冒牌官员，然后进行官职交接。

当然，对于统治者而言，鱼符一直保留的功能是调动军队。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控制军队，及时发布消息，这是有讲究的。史料记载，唐朝已不用虎符了，调兵时使用约定方案，发兵时颁下左符，与军队存有的右符进行勘合，如勘合无误就要马上发兵。

鱼袋成为一种虚荣证明。在《全唐诗》中关于鱼袋的诗句较多，比如李廓的诗句“倒插银鱼袋，行随金犊车”。银鱼袋是长安少年的身份象征，不过李廓这人也不差，稳稳官二代，元和十三年进士及第，官拜刑部侍郎、刺史。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著名诗人贾岛的好朋友。

我们也可把鱼符按另一维度进行分类，分为功能性鱼符和随身携带鱼符。功能性鱼符用于调动军队，出入门、出入境、上任等，在需要时与朝廷使臣的另外一半鱼符合二为一，验证后可以使用。而随身携带鱼符，更多是一种身份象征，或是一种时常出入门禁的通行证而已。

鱼符和鱼袋的使用禁忌

在这三种情况下，官府要对使用鱼符的人进行处理，一是勘合无误但是未及时发兵，这等同违背命令，判处两年徒刑；二是左右符不相合而不迅速奏闻者（上报）也判处两年徒刑；三是要交回的左鱼符，违反一定期限没有归还的，判处一年徒刑。这左符不能留在军队，必须要带回。

除了鱼符，朝廷又增加鱼袋的区分方法，不同等级的人携带鱼袋也有制度要求，不得乱带，否则视为逾制。鱼袋，顾名思义，用来盛放随身鱼符的袋子。韩愈的诗作“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言下之意是“金鱼”代表了官位高低。在《新唐书》中明确了各等级官员佩戴鱼袋的要求：“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唐会要》记载：“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鱼袋，着紫者金装，着绯者银装。”紫者和绯者都是唐朝官服制的一种，紫色用于三品以上官服，绯者用于五品以上的官服，服制、鱼袋和官品一一对应，这是唐朝官员衣着与佩戴的规定。

可以说，唐朝的鱼符、鱼袋的等级关联一直影响到后世，一是身份象征，二是职务待遇。就如同后世的官场、职场领导人，不同职位不同待遇，不同的出行标准，不同的办公房间标准，殊途同归而已。

在唐朝一段时间内，官员去世后，鱼袋是要被收回的。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下诏调整这规则。据《唐会要》记载，永徽二年四月，皇帝认为，这些当官的鱼袋是用于褒奖大家的，去世了就要收回，“情不可忍”，自此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

鱼袋也是唐朝的军中封赏之物。毕竟，鱼袋是稀罕物件，作为军中有功人士的封赏，在唐朝也是流行的。《唐会要》记载：量军大小，各封金鱼袋一二十枚，银鱼袋五十枚，并委军将，临时行赏。

在梳理唐朝鱼符资料时发现，唐朝的鱼符、鱼袋管理规定虽比较详备，但是也有为了彰显身份，从别人身上借用的情况。不过，站在千年前，我们看到朝廷全方位营造的等级身份，从衣服配饰，到身份象征，都在彰显官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以及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差异。